[14]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法律、法规、规章中设定的减罚情节进行罗列和细化，因未超越上位规范，其效力自不待言。
即使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也无法避免语言的文化语境，语言与文化的民族性自始至终都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存在着。所以在意向性的样式上，面包不但不能与德语、法语的词语互换，而且会激烈地排斥对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与西洋遭遇就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语境的碰撞。在民国制宪史中，承接主权者之意义的主体是国民或国民全体，人民只是类似个人公民等指称权利享有者的语词。虽然总体而言，在学术分工愈加专业化的今天，我们无法确切地将这种研究归类到知识考古抑或观念史研究之中，但仍然就这些概念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当中掺了点法学的表达，也混了些历史的味道。他不但翻译了西洋社会科学作品，创造了至今仍沿用的概念和术语，而且也确立了汉语翻译的三个原则：信、达、雅。也就是说，作为译体语的汉语文字无论如何努力保持住它在源语言中的原意，都无法完全剔除汉语文字附加在它上面的意义。
概念支撑了宪制的语言。它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被赋予了中国欲求的新含义，也就进一步从一个政治概念转变为社会概念，帮助中国的知识者方便地表达各种社会欲求。王锴教授认为，我国备案审查的最严重后果是撤销，意思是自撤销之日起失去效力，但未来有必要专门规定撤销决定的溯及力问题，使得备案审查的结果能够兼顾法安定性与实质正义。
如果违宪的法律从撤销之日起失效，那就表明在该法律撤销前已经审理终结的案件不受影响。四是要从目前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状况而言，不宜急于推进，溯及力问题更须慎重。[32]MAPP v. OHIO (67 U. S.643(1961). [33]Linkletter v. Walker, 381 U. S.618,85 S. Ct.1731,14 L. Ed.2d 601(1965). [34]Paul Bender, Retroactive Effect of an Overruling Constitution Decision: Mapp v.ohio, 11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650,650-683(1962). [35]同前注[15]。[29]最后，遵循渐进式推进策略。
第二，执行程序的立法衔接。[23]多数行政法学者也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是自始无效。
因此，司法裁判距离法律违宪被撤销的时间因素可能会成为考虑溯及既往的一个重要内容。[8]但溯及力问题的悬而未决已经给合宪性审查实践带来了困扰，立法需要尽快完成相关制度设计。[4]参见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第6页。[31]即需要考虑个案中违宪法律所侵害的法益、法的安定性原则和违宪法律所保护的法益之间孰轻孰重，关乎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比较和取舍。
假设推翻了过去的行政处罚，于公民而言撤销了原处罚，甚至可能返还已收取的20-200元罚款，收益并不显著，但于国家来说，由于案件数量庞大可能导致国库负担过重，利益权衡后应以公共利益为重。世界各国在合宪性审查溯及力问题上十分谨慎，主流观点认为不溯及既往是原则，溯及既往是例外，而且在确定溯及既往时要进行个案衡量，一般不采取一刀切的做法。[22]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81-382页。[13]李松峰：《沟通与协商是符合国情的备案审查方式》，载《法学》2019年第3期，第24页。
[1]201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通过了《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其第20条和第36条对备案审查中涉及的宪法问题明确规定了合宪性审查环节。[7]参见郑磊、赵计义：《2019年备案审查年报报告评述》，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第184页。
法的溯及力指的是制定机关制定的新法对过去的法律事实是否产生法律效力，发生在制定新法或修改法律时，针对的是新制定的法。例如196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Linkletter案中认为，对于间接审理的案件（终审案件）宪法既不禁止也不要求溯及既往的效果，此时需要考察涉嫌违宪的规则历史上的目的及效果，来衡量溯及适用的利弊，以及是否会促进或阻碍该新规则的进一步实施，简而言之，就是要考虑目的、信赖和效果。
[18]梁鹰：《备案审查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载《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6期，第17页。[38]参见莫于川、林鸿潮：《论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第85页。三是制定机关仍然不服则由审查机关督促、约谈，促使制定机关作出修改或废止。其四，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强度。[6]但这一规定，因涉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关系，对我国普遍性的合宪性审查溯及力问题不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我国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撤销区别于无效。
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溯及力 。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普遍采取由制定机关修改、废止规范性文件的处理方式，这种法的变动行为仍需纳入合宪性审查的溯及力范畴。
沟通协商处理程序是备案审查制度的一个工作程序，其属于法定环节，《立法法》《监督法》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它内嵌于备案审查制度中，成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区别于国外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40]Lisa M. Dailey Joel M. Pratt, Pre-2014 Same-sex Common-law Marriages, 47 Colorado Lawyer 42,42-47(2018). [41]同前注[34]。
2017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开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备案审查年度工作报告，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备案审查的极大关注。以法律的角度来看，它不起作用，就像从来没有被通过。
[20]同前注[9]，王锴文，第37页。[11]同前注[9]，王锴文，第37页。在此背景下，我国应综合考量法治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秩序、公民权利意识、国家赔偿能力和合宪性审查进展等因素，在法的安定性、信赖利益、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等诸多利益之间权衡利弊，掌握溯及尺度，以有效缓解违宪问题引发的利益争端。20世纪60年代受司法能动主义的影响，违宪判决逐渐增多，要求重新审理的司法社会成本加大，不溯及既往逐渐成为主流。
[27]袁曙宏、韩春晖：《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发展规律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9页。[36]其三，普遍性规范和政治性规范。
因为再审和撤销，都需要重新审查之前的案件和行政行为，这会给再审法院和行政机关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庞大的案件甚至会导致国家机构瘫痪。在授益性行政行为中，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其一，私人行为和官方行为。结语 合宪性审查的溯及力是我国大力推进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统筹解决的重大前置性问题，也是我国法治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加强和完善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
笔者认为，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该包含适用的法律（法规）被确认为违宪的情况。首先，贯彻不溯及既往原则。所以，合宪性审查处理程序中，制定机关修改或废止规范性文件讨论的不是新法问题，而是原文件被废所引起的依附在该文件上的司法裁判或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此问题无法从传统法的溯及力理论中寻求答案。五、合宪性审查溯及力的立法衔接 有关合宪性审查的溯及力规定，一般以宪法和合宪性审查组织法为核心，并需要和诉讼法、行政程序法、国家赔偿法等单行法律进行衔接，从而形成系统完备的合宪性审查溯及力法律体系。
合宪性审查的溯及判定要十分谨慎，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26]参见梁洪霞：《关于备案审查结果溯及力的几个基础问题——兼与王锴、孙波教授商榷》，载《法学论坛》2022年第2期，第70页。
比如，对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坑害另一方，另一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端背负巨额债务的案件等，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第四，再审程序的立法衔接。
[45]参见梁洪霞：《备案审查的人权保障功能及其实现路径——潘洪斌案的再思考》，载《人权》2020年第2期，第76页。因此，合宪性审查的溯及力问题牵涉面甚广，可能导致复杂利益冲突，相关制度设计必须审慎处理。
